无论是在中共党史上,还是在中国革命史上,遵义会议都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因为在遵义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也由此使得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但历史的选择却也离不开人为的因素。那么，是谁在遵义会议一票定乾坤，让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呢?这个人就是王稼祥，他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1933年4月，王稼祥在敌人的一次空袭中不幸被炸伤腹部，肠子被炸穿。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他忍受巨痛接受了8个多小时的手术，但最终没有取出弹片，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所以，长征开始时，他腹部插着管子，躺在担架上出发。

    这次受伤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为以后留下了很多后患和痛苦，但也正是这次受伤却给他提供了一个和毛泽东相处的宝贵机会，使他对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使他在中国革命的最危急关头，毅然地支持毛泽东“出山”，由此最终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因大病初愈，加上当时因受排挤心情苦闷，因此身体非常虚弱，行路困难，所以出发时也躺在了担架上。王稼祥、毛泽东这两个伤病员因此被安排在一起同行。也许他们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次同行将会对中国革命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王稼祥对毛泽东的了解并不深。

    王稼祥、毛泽东这次同行，他们走一路谈一路，甚至晚上还要一起宿营，这使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毛泽东，他也渐渐地被毛泽东的学识谈吐、理论修养、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对革命发展的预测所深深吸引，他隐隐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这样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而此时，王稼祥的好朋友、在莫斯科的同班同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洛甫(张闻天)也常来参加他们的谈话和讨论，对毛泽东的许多观点和主张也颇为钦佩。在长征途中，三个人的心逐渐靠拢。

    而红军在洋顾问李德和洋布尔什维克博古的指挥下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却伤亡惨重。特别是湘江血战之后，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伤亡损失，锐减到3万人，元气大伤。渡过湘江之后，红军疲于应付、士气低落，部队到处充满了对李德、博古的不满情绪。而担架上的王稼祥更是忧心忡忡、焦急万分。特别是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情况下，仍被李德、博古蛮横地拒绝，这使王稼祥意识到党和红军必须改弦更张，更换领导，该是毛泽东“出山”的时候了。

    1934年底，红军长征已开始近3个月了。“希望党和红军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希望”。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尽管伤口已化脓流血，但他顾不上疼痛，在心里苦苦地琢磨着。他扭头看看旁边同样眉头紧皱的毛泽东，声音不大但却十分坚定地说：“要把李德、博古他们轰下台”。

    王稼祥看到毛泽东眼光闪了一下，又沉默了。他知道毛泽东在担心什么，尽管现在许多人对李德、博古不满，但他们毕竟掌握着实权，后面毕竟还有“共产国际”，就凭他们俩想把他们轰下台简直不可想象的。毛泽东思考了片刻，不无忧虑地说：“能行吗?我们人少啊。”

    “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王稼祥似乎是在回答毛泽东的话，又似乎是在重复刚才的话，只是语气更加坚定。

    “好，我很赞成，但要活动活动。”毛泽东似乎也很受感染，但他考虑问题更为全面。

 王稼祥点了点头。他明白，毛泽东的话不无道理，在这场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政治斗争中，一定要准备充分，提前“活动活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啊!

    王稼祥闭上双眼，开始思谋着先找哪些人“活动活动”。他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因为他是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但他和李德、博古又不一样，他为人正直，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尊重，他也曾经多次说过，毛泽东同志有很高的军事才能。而且通过前面的通道回会议、黎平会议，王稼祥知道，周恩来实际已经和李德、博古“闹翻”，他已经开始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了，所以周恩来应该会支持他的建议。

    第二个，他想到了朱德。朱德肯定会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因为他和毛泽东搭档多年，朱毛不分。他们曾带领红军打过无数的胜仗，留下了许多朱毛红军的传奇美谈。接下来，王稼祥又想到了洛甫。对洛甫王稼祥是很有信心的，他和洛甫是苏联的时候的同学，二人过从甚密，他知道洛甫颇有正义感，有话敢说，也多次对自己表达过对李德、博古的不满，对毛泽东的不少主张都表示过支持。

    这几个是关键性的人物，只要自己“活动活动”，争取他们应该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带兵的将领们了，他在脑子里一一过滤：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他们许多人在军事指挥上对李德那一套非常不满，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很是钦佩。尤其是彭德怀、刘伯承还多次和李德发生“冲突”。

    考虑周全后，王稼祥不顾伤痛，开始“活动”。他首先和洛甫单刀直入地说：“应该撤掉博古、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你看行不行?”果不出他所料，洛甫一口答应，坚决支持：“好哇，红军离不开毛泽东，让他来领导红军理所应当的。” 王稼祥说：“好，那就到遵义城开一个会，总结一下党的军事路线。”洛甫表示赞成。

    之后，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很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周副主席，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研究一下军事问题。”周恩来智慧过人，他已经明白了王稼祥的意图，他也明白，现在的“三人团”无论在理论修养、策略水平、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上都难以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因此听完王稼祥的话，他毫不犹豫的说：“上次政治局已经定了要开这个会，不能改变，我看在遵义开这个会很好，就这样定了。”

    至此，王稼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要是周恩来和洛甫答应开这个会，遵义会议就一定能开成。

    之后，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到了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后，王稼祥和毛泽东、洛甫商量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做一个批评反“围剿”军事上错误的报告，报告由毛泽东起草，洛甫来做报告。

    洛甫在看完毛泽东起草的报告后，非常赞成，但他觉得自己不太懂军事问题，会上还是让毛泽东发言比较好。王稼祥认为：到会上还是洛甫发言比较好，因为他是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报告由洛甫来做，他和毛泽东支持。就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上那个“一鸣惊人”的“反报告”。

    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了。先由博古做主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他在报告中认为党中央在政治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接下来，由周恩来做副报告，即关于军事工作的总结。报告中他不仅检查了“三人团”在指挥上的重大失误，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正当博古准备让大家讨论以上两个报告时，洛甫大声说：“我讲点意见。”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报告，“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大家有心理准备，但洛甫的开场白还是使许多人吃了一惊，特别是博古、李德显得十分紧张。接着，洛甫尖锐地批评了李德、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略战术的错误和机会主义错误等。洛甫的这个“反报告”真可谓一鸣惊人，震惊了大家，尤其是博古和李德，更是如坐针毡。博古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下午会议刚刚开始，毛泽东便一反过去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惯例，第一个开始发言。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中国内战的政治军事策略，……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娓娓道来，时而诙谐幽默，时而严肃认真。随着毛泽东的发言，大家时而陷入沉思，时而点头称是，时而开怀大笑。毛泽东的发言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花去了近两个小时。许多人被毛泽东讲课式的发言深深吸引，只有博古、李德等几个人脸色越来越难看，越来越沮丧、尴尬。

    毛泽东的发言完了。至此已经有四个人作了长篇发言，但都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出于各自不同的心理，他们谁也没有触及到最高权力的问题，谁也没有提出将来由谁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尽管许多人心里明白，除了毛泽东没有别人，但究竟由谁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呢，历史选择了王稼祥。

    王稼祥在听完毛泽东的发言后，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他毫不犹豫地从躺椅上站了起来，但伤口的巨痛险些使他摔倒，但他仍然不顾伤痛，激动地开始了发言。他的发言虽然不长，但掷地有声。发言除了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外，他直截了当地讲了三条意见：

    一、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

    二、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至此，王稼祥获得了三个第一：从教条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提议召开遵义会第一人;在毛泽东发言后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

    这三个“第一”决定了王稼祥这一票的分量。他作为从王明、博古“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第一人，能如此坚决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这本身就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破产。后来，毛泽东高度评价王稼祥：“他是有功的，他是在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义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他当时疾病缠身，虽然会前有人劝他不必参加会议，但王稼祥却说：“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还要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正是这个疾病缠身的人的明确发言起到了一票定乾坤的作用。

    继王稼祥之后，洛甫、朱德、刘伯承、陈云、彭德怀、聂荣臻、周恩来等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李德、博古、凯丰等孤立了。最后会议做出了几项决议，其中就有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之后组成了新的“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而实际上毛泽东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

    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开始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