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现居贵州省独山县的水族作家、诗人任菊生交往已有十多年。虽然我们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城市，但每年都有机会聚上几次。作为朋友，我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位“忘年交”而感到欣慰。在他身上，不论是为文，还是为人，都让我受益匪浅。

      水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41万人口，大多数聚居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贵州省南部月亮山下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少数分布在独山、荔波、都匀、榕江、凯里等县市及广西西北部的一些县份。水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早在明代便有史书记载了。翻开史书，几乎每个朝代都记载着水族人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潘新简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邓恩铭等便是水族人民的优秀代表。水族山乡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其盛产的红辣椒远销海外，久享盛名。水族有自己的古老文字——水书，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自己的作家和文学。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批水族诗人、作家登上了新中国文坛，水族文学史才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任菊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贵州省较有名气的作家、诗人，可以堪称是水族文学创作的探索者和拓荒者。他对水族文学的突出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他的短篇小说《杨梅成熟的时候》1990年10月曾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特别奖”,是水族历史上第一篇获奖小说。二是2002年6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被誉为我国水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作品专集《秋菊恋》，是水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书收入任菊生20余年来在各类报刊上公开发表和部份未发表的114首作品，分为“水家情”、“天涯萍踪”、“东篱吟”和“诵唱之页”四辑。“水家情”是其中的主体，歌唱了水家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传说、历史和时代变迁中的水家人的生活；“天涯萍踪”记录了作者游历广东、广西、海南、湖南等地的感观；“东篱吟”是对爱情、友情、亲情、工作等的生活感悟；“唱诵之页”是对新中国、新生活、新时代的赞歌和善战胜恶的颂扬。《秋菊恋》出版后，《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民族报》等报刊都以“水族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品集出版”为题进行了报道和推介。贵州省作家协会也随后在贵阳花溪召开了“水族作家任菊生作品研讨会”。

      任菊生原籍三都水族自治县，1940年10月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父亲知识渊博，勤恳执教，温良恭俭，却不能给儿女的少年带来好运……他的父亲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在1957年反右时期被划为“内右”，遭到长期劳教。尽管任菊生做学生时品学兼优，但从独山中学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政治的铁扫帚仍毫不留情地把他从大学生的名单上刷了下来。1960年9月，他当了中国大地上最早的下乡知识青年，背起背包，下到独山县麻万公社插队。后来，子承父业，当了乡村小学的教师，做了几年孩子王。一次偶然的机会，又当上了农村电影放映员。接着，又从电影公司调到县民委继而文化馆，文物管理所，文联……

      任菊生不曾有过诗人的浪漫，也未做过作家梦。人到中年，即开始舞文弄墨，写起了诗歌和小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菊生父亲的错案得到了纠正，家境日上。他开始勃发出生活的激情，他看到了生活的长河上一轮太阳正冉冉升起。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全国掀起了向科学文化进军的热潮，想到应学点什么。任菊生由于读书时候就喜欢文学，于是提起笔来学写诗。当时他在独山县电影院工作， 1980年初放映东欧电影《政权真理》，看后很受感动，便写了短诗《斯托扬的道歉》，他写道：“真诚的海洋溶化了受害者的冤屈/道歉冲走了心中的积怨和污垢/雨后的晴天更为明净……”写完后寄给了贵州《电影评介》杂志，很快就在当年的第5期上发表，这便是他问世的第一篇处女作。这之后，他写诗的兴趣就更浓了，一发而不可收，便试着向文学杂志寄搞。北京《民族文学》杂志1983年第2期发表了他写的《三都剪影》（诗二首），汇来了20元稿酬。和他家同住在一幢宿舍的几个同事，要他请客。于是买了肉，买了酒，请到他家共同庆贺。那次花费虽然超过了稿酬，任菊生却是非常高兴。

      80年代初，发表文学作品的水族作者不多，在任菊生之前只有一位诗歌女作者石尚竹，于是贵州省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委员会就把他当做培养的对象，发函通知他参加“贵州省1983年民族文学讲习会”，因不知道他的住处，还把通知寄到三都县文化馆，三都才转到独山的。参加讲习会，有成名作家当老师进行辅导，又到广东、海南等地参观考察，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创作水平。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任菊生写诗最多的年代。

      1986年夏天，任菊生在都匀市参加了《夜郎文学》杂志举办的小说改稿会，短篇小说《杨梅成熟的时候》就是在这次改稿会上写成的。会议要求每人必须交一篇小说，才临时构思。任菊生在同作家王万铭、陆玉祥晚饭后到剑江河划船，摆谈后受到启发，想到写一个爱情故事，一对农村恋人，男的到城里挣钱，两人最后分手。但要反其道行之，不是男的发迹甩掉女的，而是观念的不同，女的主动离开了男的。当时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街上有杨梅卖，故事便围绕着杨梅展开。因此，《杨梅成熟的时候》描述了民族地区一对青年男女“伙计哥”和“蓉妹”的爱情悲剧。这一对青年的拆裂，虽然并非缘于传统的封建伦理，却亦是因了传统的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这篇小说以其生动的描写，引起了读者深深的思索。小说主题开掘较深，并非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而是密切贴合时代的主旋律，对改革开放中山区民族人民的生活与追求作了新的开拓。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主人公的复杂性格较为鲜明突出。创作表现手法融传统与创新为一体，眼前景、心中人、往昔事交相穿插，时空转换较为自然紧密。任菊生以其敏锐的眼光，从民族地区人民的现实生活中搜集素材，深入挖掘，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其立意是相当深刻的。交稿后，改稿会请来辅导的老师，时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著名作家伍略在总结评讲稿件时给予了肯定。当年冬季号的《夜郎文学》在头条刊登。《夜郎文学》当时是内部刊物，任菊生想到广西的《三月三》杂志主要发表民族文学作品，于是就试着抄了一份寄去，虽然任菊生认不识《三月三》杂志的任何一个编辑，但《杨梅成熟的时候》还是在《三月三》杂志1987年11期上发表了。

      1989年，任菊生接到贵州省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委员会的通知，将《杨梅成熟的时候》寄给省作协参加“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因没抱什么希望，寄后就忘了。1990年10月底，到贵州黎平县参加省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举办的讲习会时，才得知获得了特别奖。任菊生未等讲习会结束，便提前回独山，领奖通知已寄到。他于11月10日到省作协报到，汇同贵州省获奖的作家熊飞、王家鸿一同乘火车赴北京领奖（还有作家石定因病未去）。颁奖大会干11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获奖回到贵州，省作协请任菊生他们吃饭时，时任省作协秘书长的尹黙生听说任菊生还不是省作协会员，叫他马上写申请，当月底就批准加入。回独山后，因为获奖，1992年成立县文联时，任菊生便成了常务副主席的候选人。

      任菊生出生在菊花开放的10月，1992年，他着手整理诗作准备出一本诗集时，已步入人生的秋季，当想到要为诗集取个书名时，便下意识地冒出了《秋菊恋》这个书名。他将整理出的诗稿寄给当时的广西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著名仫佬族诗人包玉堂，请他帮写序。任菊生和包老师是通过朋友、布依族作家庄稼认识，接触过两次，不是很熟。但包玉堂没有推却，在很快时间就寄来了7000字的序言。后来由于找不到出书的地方，并且出书要自费掏钱，由于种种原因，此事就搁了下来。

      2002年任菊生在贵阳时，有一位朋友王运春，时任贵州《山花》杂志编辑部主任，拟出一套10本“当代作家文库”的丛书，约他参加，任菊生感到机会难逢，便积极参与，在他的妹妹出经费的支持下，终于让《秋菊恋》得以出版问世。

      任菊生的高中同学、曾任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九届、十届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的胡嵘权，听说任菊生要出诗集，提出为他写一篇序，任菊生知道胡嵘权的散文写得很好，出版过两本散文集，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感情很近，任菊生当然很乐意。所以《秋菊恋》一书中有了两篇序言。

      任菊生的文学创作生涯已经20余年，如今花甲之年仍然笔耕不辍，新作不断。他的全身流淌着水族的血液，他对养育过他的那块美丽的土地怀着赤子般的情怀，他用他毕生的才华为他的民族歌唱。他的许多诗篇，都是献给家乡，献给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他歌唱水乡的山水,水乡的河流，水乡的梯田,水家的姑娘，水家的铜鼓,水家的端节，水家的米酒，水家的情歌,水家的历史，水家的传说,时代变迁中的水家生活。他的诗歌代表作之一的《都柳江,水家人的江》一诗中让我们看到了水族人民生生不息的民族历史：“晨雾悄悄地散去/无数座大山陡然隆起/在大地母亲的胸膛/于是,像女人撩开衣襟/健壮的奶子鼓胀着/流出甜蜜的乳汁/滋润着远古的蛮荒/树叶绿了/茅草壮了/山花开了/……岁月哗哗地流去/期盼，从蓝天深邃的眼里/一直延伸/投向远方……”《秋菊恋》一书中的“水家情”一辑中的32首作品，全部都是歌颂水乡的，是他诗歌创作的代表作。他在这个“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水乡里寻找到了他吟唱的诗的根脉，寻找到了他的精神寄托，更寻找到了一种深深眷恋的感情。水乡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倾尽一生歌颂的对象。他的诗歌，既有现代诗的韵味，又带着水族民歌扑鼻的芬芳。既有水族山乡特有的生活气息和地方风情，也渗透着当代意识。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以其鲜明的地方特点、民族色彩、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识而赢得广大读者。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任菊生在这方面自觉地努力追求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当然，世界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的环境、生活及人的性格、意识等等，都不是封闭凝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每一个民族各个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在人们的心灵上产生的影响和反应，具有浓郁的当代生活气息和强烈的当代意识。任菊生的诗歌作品，给读者另一个比较深的印象，也就是当代意识较强。不管多么古老多么平凡的题材，在他的笔下，都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时代脉博的跳动和时代精神的闪跃。

      任菊生是勤奋的，他真诚地热爱生活，深深地扎根于脚下的这一片土地。他的心灵与人民紧紧相连，他的歌声与人民息息相关。只有这生活、这土地，才是诗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的源泉。它使诗人喜怒哀乐，心潮激荡；它使诗人激情澎湃，神思飞扬；它给诗人以赤诚的爱，强烈的憎；它使诗人看到理想之光，希望之光。诗人的天职正是通过自己的笔，去努力反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我们的事业和希望，去纵情讴歌真善美，去无情鞭苔假丑恶。作为一个水族诗人、作家，任菊生写下的许多讴歌水家山乡的诗篇，都是在为水家父老乡亲的奋斗而歌唱，他的歌是情真意挚的。倘若我们每一个民族的诗人都真诚地为自己的民族和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而歌唱，我们的诗坛就会呈现出五彩缤纷、姹紫嫣红的烂漫春光。

      2005年6月，我与任菊生到贵州“箫笛之乡”玉屏县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县采风创作；2008年8月，我又与任菊生到“国酒之都”仁怀市茅台酒厂参观和沿着赤水河游览……与他同行的日子，虽然他已是花甲之年，仍然文思敏捷，新作不断, 笔耕不辍。一篇篇灵动的佳作信手拈来，令我赞叹不已。

      任菊生曾任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政协第五届委员，还是贵州省写作学会会员和独山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他的所有创作都是业余的，迄今为止，他已在《民族文学》、《民族团结》、《三月三》、《贵州民族报》等省内外报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诗歌《敲铜鼓》和《端节的花》还被收入《贵州新文学大系•诗歌卷》，诗歌《三都剪影（二首）》被收入《<民族文学>30周年精品选•诗歌卷》，短篇小说《杨梅成熟的时候》被收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卷》等文学选本。不论是在电影公司当农村电影放映员，在县文化馆当创作员，还是在文物管理所当副所长，抑或是当了县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他都没有停下手中那支勤奋的笔。作为一位诗人、作家，除文学创作外，他还是一位民间文艺家，是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他还积极挖掘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主编了《独山县民间故事集成》、《独山县歌谣谚语集成》、《独山县民族志》等著作,传承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学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