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有两个名人最让人骄傲，一个是大文豪施耐庵，一个是书画家郑板桥。可是办了10届的“郑板桥艺术节”，使得“糊涂”板桥十分受宠，反观写出千古奇书《水浒》的施耐庵，却略显冷落。于是，以这位“中国长篇小说之父”命名的文学奖应运而生。昨天，首届施耐庵文学奖评审结果在兴化揭晓，贾平凹的《古炉》、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以及宁肯的《天·藏》等4部作品获奖。

　　借鉴诺奖采用提名方式

　　已经有了茅盾文学奖，为何还要办个“施耐庵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发起人之一，兴化籍著名文学评论家费振钟向记者介绍，施耐庵文学奖借鉴诺贝尔文学奖，采用“提名”方式，这跟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方式不一样，茅奖是同一批评委一评到底，施耐庵文学奖则分为提名委员和评审委员。“提名的方式比较好，只要是在世界范围内用汉语写作的长篇叙事文学，在大陆出版发行的，都可以由提名委员会成员提名参评。”相较茅盾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范围更广。施耐庵文学奖将纪实、长篇叙事诗等非虚构类作品也纳入评奖范畴，不像茅盾文学奖只评长篇小说。另外，施耐庵文学奖每2年一届，茅奖则是4年一评。

　　施耐庵文学奖如何提高社会的认同度？该奖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刘春龙并不回避，“从最初的设立、公布评奖办法到现在，一直都处在争论之中。这些争论分别来自官方、民间和文学圈。官方有些人认为一个县级市有没有必要办这样一个文学大奖，是否有哗众取宠之嫌；民间的声音主要认为需不需要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是否会劳民伤财；文学圈则认为施耐庵文学奖是不是模仿诺贝尔文学奖的形式，是否存在与茅盾文学奖一争高下的野心。”刘春龙说，文学奖有争议并非坏事，随着奖事的继续，它的意义与必要性将会得到彰显。

　　钱塘和大丰都“争抢”过施耐庵

　　另一个争论话题是施耐庵究竟是哪里人，兴化举办施耐庵文学奖够不够资格？其实，施耐庵故里，早年曾有过争论，一说钱塘人，一说大丰人，一说兴化人。“现在大家不争了，因为事实很清楚。”刘春龙笑着说。其实查询施耐庵的踪迹，脉络很清晰，他是于元延祐元年（1314年）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钱塘县尹。也就是说，他曾经在钱塘工作过，但那不是他的故乡。至于兴化和大丰更无争论的必要，施耐庵应该就是兴化县白驹场人，这个白驹场在施耐庵生活的年代一直属于兴化，后来，解放后由于行政区域划分，有一部分划到了大丰。

　　据悉，兴化正在多方面挖掘施耐庵的文化价值，除了举办文学奖，还将投资千万元修缮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兴化施家桥的施耐庵陵园。另外，为鼓励兴化本土作家的文学创作，施耐庵文学奖设立了特别奖，获奖作品分别是顾坚的《青果》和谷怀的《南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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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炉》在众多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栩栩如生地展开了乡村生活。

　　《我与父辈》是一部非虚构而又充满文学意味的长篇散文佳作。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一部个人家族史与香港发展史交织的文本。

　　《天·藏》是一个实验文本，一部立体小说，一部精神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