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张海先生发表《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一文，在书坛引起广泛讨论。许多书法家参与讨论，发表了一系列有见地的观点。三年以来，书坛积弊毫无改观。相反，跟展之风愈演愈烈，浮躁之风阴霾罗天。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样的学书取向与书法环境，根本无助于书法人的健康成长，遑论大师的出现。有鉴于此，笔者对书法史上的历代大家与书法繁荣时期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梳理，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供书法人参考。 　　其一，痴迷书艺，矢志不渝。 　　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痴迷是创造力的源泉，对艺术的痴迷可以产生持久的激情，这种激情会成为艺术家修艺与创造的不竭动力。  `$ ]1 D# d8 i 　　东汉“草圣”张芝钟情书艺，“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汉季三国时期的钟繇对书法之痴迷可谓旷古绝今。据西晋虞喜《志林》载，钟繇曾于韦诞座中见到蔡邕的笔法秘诀，于是向韦诞苦求一阅。韦诞不与，钟繇竟至于捶胸顿足，不省人事。后经曹操命人施救，才得以存活。韦诞死后，钟繇命人掘其墓而得其书，自此方知书道精义。据《书法正传》载，钟繇曾对其子说：“吾精思学书三十年……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 t& h4 f. u$ L 　　王羲之也是痴迷勤学的典范。他任江州刺史时，曾于宅内挖练习书法用以洗笔的墨池。宋人曾巩《墨池记》载：“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右军的七世孙智永和尚在吴兴永欣寺修行时，登楼不下四十年，积年临习《千字文》，其用心之专，远甚于面壁修禅之达摩。 　　其二，底蕴深厚，修养全面。  E6 v! g- P; N6 o 　　宋人陆游有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书理亦然。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由器境臻于道境，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予以支撑，没有全面的艺术修养进行滋养，几无可能。这也正是很多书法人穷其一生之心血而只能称匠，不能名家，许多书法家达到某一境界之后出现“瓶颈效应”，难以再进的原因所在。0 Q6 p- b0 y4 D5 u# I, _$ m4 n 　　曾经师事荀子的李斯，既是政治家，又是文章家。鲁迅评价秦代文学说：“秦之文章，仅李斯一人。” 王羲之能诗善文，由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散文佳构《兰亭集序》来看，右军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颜真卿既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家，又堪称文章大家，《祭侄稿》与《争座位帖》都是不可多得的散文佳作。王维诗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精于书画，通晓音律，与诗文书画俱佳的苏轼是中国艺术史上最为全面的艺术大家。米芾集书画家、学者、收藏鉴定家于一身。徐渭自谓“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书法为“八法散圣，书林侠客”，绘画创“青藤画派”，诗歌为“我朝第一”，戏剧为明朝一流。吴昌硕诗书画印堪称四绝。弘一法师精于诗文，明于音律，长于金石，又是佛学修养极高的律宗大师。郭沫若在文史领域天赋超常，近乎通才。 　　纵观书法史，找一位仅以书法擅名的大家，诚为不易。 　　其三，才情横溢，个性张扬。 　　艺术个性是艺术风格形成的必要条件，书法艺术需要别出机杼，自成一家，书法家就不能没有个性。性格过于内敛，搞政治是优势，搞艺术则是劣势。艺术需要创新，不同常人的精神世界，其思维的发散性与求异性，其情绪的饱满度与激越性更强，最有可能生发不同流俗的奇思妙想。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艺术家张扬的个性，傲岸的风骨，就是自然界善变的气候。 　　“从来南朝皆旷达，可怜魏晋最风流。”旷达闲散的魏晋风度，孕育了一大批思想与艺术巨子。率性洒脱，不拘礼法的阮籍；蔑视权贵，从容赴死的嵇康；风流蕴藉，东床坦腹的王羲之；不慕名利，躬耕自守的陶渊明；喜好游历，寄情山水的谢灵运…… 　　有唐帝国的包容博大，就有王维的半隐半仕，悠游洒脱；李白的笑傲王侯，貂裘换酒；张旭的仰天长啸，纵酒狂书；颜真卿的刚直不阿，据理力争…… 　《宋史》载：“米元章初见徽宗，命书《周官》篇于御屏。书毕，掷笔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明浙江巡抚胡宗宪延请徐渭出任幕僚，徐渭一介布衣，高卧不出，要求胡宗宪亲自登门来请。在胡宗宪的幕府，他人临深履薄，战战兢兢，唯独徐渭无所不言，饮酒谈笑，旁若无人。胡宗宪开玩笑说“卿文士耳，无我那得显！”徐渭应声回答：“公纵英雄，非我必不传！”  　　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艺术家鲜活淋漓的个性史。$ c  Z8 R) }; {  U/ b8 r7 ~ 　　 其四，书技末道，多为余事。( l* L0 l6   o9 |( u/ S! Z 　　《左传》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为人生之三不朽。司马迁之所以隐忍苟活，是因为他无法立德立功，只能以屈辱偷生求得立言。魏文帝曹丕更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历代尽管雅好翰墨丹青的帝王代不乏人，尽管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认为书法一如文学，为可以“化育天下”之“不朽盛事”，“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定已见其心”，但书画的地位远不能同文学相比。文人的人生理想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在这样的人生追求背景之下，虽然历代痴迷书法者比比皆是，但除个别朝代，如北魏时期，个别行业，如职业经生，处于江湖之远的职业书法家并不多见，至于像邓石如、吴昌硕那样名扬海内的职业书法家更是凤毛麟角。在软笔书写时代，书法素养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综合素养，擅长书法者，大多素质出众，长于属文。科举考试与文官制度的推行，使得书法人群体更多地进入政府各个部门，成为官吏。书法家的非职业化特点，表面看来似乎不利于书法的发展，但事实恰恰相反。由于作书少为稻粱谋，使得艺术能够超脱于功利之外，直指心性，外溢性情，也就更容易臻于得意忘形、率意求真的境界。  H) {, f+ X; P* k' m5 s 　　其五，重以养心，淡以功利。 　　自隋代实行科举考试以来，个别王朝为了防止徇私舞弊，以保证考试的公正性，采取试卷转誊制度，即士子考卷由专门的誊抄人员书写之后，再封上姓名交给考官。个别朝代以书取士，或者将考生试卷糊名后直接呈给考官。这样的特点使得书法在古代，其功利性主要表现在科举考试中更有利于求取功名。尽管润格古已有之，但日常生活中，书法功能更多地表现为书写交流与娱情养性。. w6 W4 G' e% y  I; M) Q* u 　　书法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书法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功利性不可避免。但书法作品毕竟又是人类的精神产品，这一性质决定了书法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宜有过强的功利性，否则会影响到书作的品位。正如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所言：“美，不经造作，它自生，刻意追求，便消失；听任自然，它留存。”我们总结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法帖，尤其是历代名家传情达意时的手札、情绪激越时的随性之作与无名书法家的写经、残纸等，绝大多数是无求之境中的率意之作，而又达到了苏轼所谓的：“书初无意于佳乃佳。”人到无求品自高，书理亦然。书法经典的超功利性，不仅表现于创作过程，也表现在鉴赏过程，诚如张怀瓘所言：“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7 ~9 V( O  S/ t7 j, L 　　其六，承续传统，适意求新。 　　张怀瓘在《书断》中将艺术家分为两类：一流的艺术家智商奇高，可以直师自然；二流的艺术家智商居中，可以向古代经典大家学习。事实上，尽管书画史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生动事例极其丰富，但单纯“直师自然”的艺术家并不存在。7 t0 ~0 a8 M0 _ 　　史载钟繇“每见万类，皆书象之”，故其书“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但钟繇绝不是只师自然，他少时曾随刘胜在抱犊山学书三年，又师从蔡文姬，是蔡邕书法的二代传人。至于听鼓吹之调悟草书笔法的张旭，闻水潮之声味草法之韵的怀素，观屋漏之痕明笔法之理的颜真卿，见常年荡桨乃悟笔法的黄庭坚，也都不是只师自然，而是“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 D3 Y' d5 A; g9 x) |+ n  c 　　李可染先生有句很著名的话：“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如果说继承传统是“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是蚕蛹食叶，那推陈出新就是“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是春蚕吐丝。* `" u/ p0 r, @2 l% O 　　求变求新是艺术永恒的主旋律。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变者，天也。……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蔡襄）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 　　历代开宗立派的大书家，无一不是集五彩之丝，成一家之杼，在继承的道路上进得深入，在求变的道路上变得丰富。千变万化，不失古法。正如郭象《庄子序》中所言：“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苏轼曾不无自信地说：“我书意造本无法。……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对于继承与创新，董其昌说得更妙：“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拆肉还母，拆骨还父。” 　　反观当下书坛之“媚展”“ 跟风”所形成的千人一体，万众一面，同书法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原则完全相悖，书法人焉能不深思而警醒之！ 　　其七，亲炙名师，不入歧途。/ j2 g$ h, B, Q" R 　　天才脱颖而出属于低概率事件，因为天才的成功受诸多因素制约。人类历史上恒河沙数的各类天才，大多由于没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气候，最后沦为王安石笔下“泯然众人”的方仲永。在天才成长的诸多因素中，适逢名师尤为重要。上世纪二十年代创办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在短短数年间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学术名流，与国学院延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大师担任导师密不可分。但天才常有，而名师不常有。天才之遇庸师，恰如美玉之遇庸匠，遭到破坏是必然。愚学一生，不如名师一点。书法的研习，不管是入门，还是提高，都需要名师点拨。方法不对，功夫白费。人生苦短，禁不起折腾，在错误的道路上用功越勤，距离成功越远。所谓经验，就是磨刀刃不磨刀背。历数中国历代书法大师，绝大多数在学书的道路上有幸亲炙名师的教诲，从而避免了少走弯路。王羲之的成功，得益于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渊源与卫夫人的悉心调教；而王献之的比肩其父，又缘于父亲的悉心指点；颜真卿早年亦曾多次拜访张旭,深得其法。 　　名师对于书法家成长与书法繁荣的推动作用，在地域书法与流派书法中表现同样突出。一位优秀的书法家，可能会引领一批书法人迅速成长，从而带动一个地区的书法走向繁荣，甚至让一个流派发展壮大。反之，处于领导地位的所谓领军人物如果徒有虚名，则可能会使一批书法人误入歧途，过早地终结艺术的生命。这种情况在书法史上并不常见，但在书法协会化与展览泛滥化的今天，却又极为普遍。 　　书法大师的成长，除了自身条件，还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考量书法繁荣与大师辈出的时代，可以发现以下规律：% ~/ f" m6 R& z" ?' d( n 　　其一，理论繁荣，引领创作。8 A1 B# N4 [* W% u; R 　　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实践。书法发展到汉末魏晋时期，从自发时代进入自觉时代，一批书家开始对书学进行总结阐发，并产生了一批丰硕的理论成果。如蔡邕的《笔论》《九势》，相传为卫夫人的《笔阵图》等。理论的高度虽不能等同于实践的高度，但却有助于提高实践的层次，从钟繇痴迷蔡邕的理论与王羲之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而书艺精进来看，当时的书法家对于理论非常重视，并从中汲取了有益的养分。 　　唐代无疑是中国书法理论的制高点，孙过庭与张怀瓘则是这个制高点的双子星座。唐代书法的繁荣，是多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书谱》《书断》等一系列理论经典的引领则功不可没。这种理论推动书法繁荣的规律，在宋代与清末民国时期表现同样突出。北宋欧阳修虽不以书法擅名，但其文坛领袖地位的影响与独具见地的书法理论，在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清末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高举“尊碑抑帖”的大旗，使得碑学复兴，并进而形成碑帖兼融的风尚。书法理论就书法家个体而言，那些学者型或文人型的书法家群体，其艺术的总体水准，也要远远高于其他身份的书法家。 　　其二，上层雅好，导向正确。 　　中国书法的繁荣时期，几乎都是帝王或上层喜好与推崇的时期。汉末魏晋，世家名门鲜有不好书者，一些名门望族书家辈出，如晋朝的卫、王、谢三家。进入唐代，李世民嗜书成癖，对王羲之推崇备至，并且身体力行。他的喜好及后继者的推波助澜，使唐代成为书法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时代，不论是楷书与行草书的创作，还是理论建树，都涌现出一批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书法家。宋代几乎所有的帝王都具有浓郁的文人气质，爱好笔墨丹青，不擅争伐杀戮。宋徽宗赵佶甚至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画院，并经常与御用画家交流画艺，逞较丹青。高宗赵构偏安江左，社稷风雨飘摇，仍旧常年临池不辍，并自成一家。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宋代书法同样体现出很高的水准。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层的偏好对于书法，不全都表现为促其繁荣的一面。统治者对于书法的某些狭隘偏执的审美趣味，就像南朝各帝偏爱宫体艳诗影响诗歌的健康发展一样，也会阻碍书法的发展。明代前期书法的低迷，与明成祖朱棣对馆阁体的偏爱与推崇不无关系。 　　其三，政治清平，开放包容。" ^, v. O" B4 ]# z% d' I9 b- ? 　　清平与包容，不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思想与艺术萌芽生长的绝好土壤。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如果让我选择到某个国家的某段时期去生活，我选择中国的宋代。”诚然，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为宋代帝王开了一个好头。宋代的帝王在对外战争中鲜有强势的姿态，在对待国民的态度中，也表现出较为温和的一面，所以宋代政治相对清明，文人很少因言论获罪。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要是赶上明初或者清初，苏轼活着会株连九族，死了也可能被剖棺焚尸，但苏轼最终只是贬了官职，出任黄州团练副使。 　　明初与清初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最黑暗的时代。柏杨先生将中国文化比作“酱缸文化”，这两段时期尤甚。 　　出身卑微且相貌丑陋的朱元璋，从侄子手中夺得天下的朱棣，以夷族的身份入关的清初各帝，在声威赫赫的皇权背后，裹藏的是极度的自卑。自卑作为一种心理疾病，如果自卑者不拥有权力，受伤害的可能仅有他自己。如果他拥有炙手的权势，就可能会从迫害下属中寻求心理的平衡与病态的慰藉。关于这一点，只要关注中国历史上太监这一特殊群体的龌龊所为，就会有深切的感受。捕风捉影的文字狱，大开杀戒的鬼头刀，使得明清两朝开国后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文人噤若寒蝉，只求全身自保。明初几无可圈可点的大书家，清初尽管有朱耷、傅山、王铎这样的大师，但那是晚明谢幕的绝响。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书法大师似乎距离我们还很遥远。然多可忧，亦有所喜。在近几年的交游中，接触到个别功力深厚、学养深湛的书法家，尤为难得的是，他们对当下书坛的种种热风有着极为冷静的认识，不从俗浮沉，与时俯仰，而是心追古贤，淡泊自守，以他们的影响力团结青年才俊，相与从容讲学，潜心悟道，良可慰也！, k; U& 3 a2 z& q. v 　　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书法的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