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重庆急救中心主任、重庆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史若飞

    我手上有一幅许伯建先生写的苏东坡诗词，是二十多年前为一个我只见过一面的日本翻译筒井先生求来的。我与筒井此人并不熟，看到他对中国文化如此热爱，也就答应为他请许先生写了一个条幅。谁知一放二十多年再无此人音讯，就一直压在手边。最近我把此字翻了出来。

    故事应是在八十年代末，我们急救中心重症监护病房收治了一名日本病人，重庆市外办非常重视，敦促我们全力救治。在几天的救治中除了治疗他的病，我还了解到一些使我们这一代人震惊的背景消息。病人名叫喜多正哉，是一名当年侵华轰炸过重庆的日本军人，战后四十多年一直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内疚。八十年代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他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悔罪，来到重庆重游，看到欣欣向荣的重庆，他主动找到为之牵线搭桥的市外办表示要为重庆建设尽一点心意，来减轻自己内心的自责。喜多先生自己为重庆赠送了两条当时先进的彩色印刷流水线，这对当时重庆印制三厂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流水线剪彩的时候，喜多先生又来了，厂方为表示诚意，除旅游外，还安排喜多先生钓鱼。就在喜多先生钓到一条大鱼高兴之极，脑溢血发生了。喜多先生被迅即送到当年重庆设施最好的意大利政府援建的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症监护部治疗，经CT检查脑部出血量太大，已形成脑疝，回天无术，只能生命支持。市外办领导要求我们尽量延长喜多先生生命等待喜多夫人到来。两天后喜多夫人赶到重庆，看到喜多先生靠呼吸机支撑、血液动力学监护以及降温毯对症支持等等，通过翻译筒井先生向我们表达这样的意思，喜多先生就是在日本也就是如此医疗了，她对喜多先生发病后我们的救治表示满意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喜多先生由于脑出血形成脑疝，生命中枢受压病情不可逆转地急转直下，大家都十分清楚后果。我当时是喜多先生的主治医生，看到喜多先生为赎罪来到重庆还愿，最后生命的终点还是重庆。喜多夫人如此理解丈夫，我想应该让她带上什么东西回去作纪念。我马上去找当时重庆最有名的书法家许伯建先生，我以前还是在他那里才知道的重庆大轰炸的惨烈，恐怕现在任何电影电视都还达不到他讲述的轰炸当中和之后的情况。许伯建先生抗战期间在银行工作，经潘伯鹰先生的提携，担任重庆著名民间团体饮河诗社理事、秘书，这当中常与潘伯鹰、沈尹默、章士钊、郭沫若等名流往来。他的一手蝇头小楷和对唐宋诗词的熟识为人叹服。他是我认识的书法家中对兰亭叙下功夫最深的人。他不止一次对我讲文革武斗期间数年他每天在家中背临兰亭叙三遍，总共应该有一二千遍，然而我看他四十年代的书法就很好了。

    我给许伯建先生讲述了喜多先生和夫人的情况，请许先生为其写一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对联，代表我内心深处一点点感觉，我不敢就重庆大轰炸的冤魂原谅了当年侵华的日本鬼子，但至少我是原谅喜多先生了。我还复印了一九五六年日本书品杂志刊印的中国书法代表团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日本展出的刊有许先生写的唐诗条幅。喜多夫人在处理完喜多先生后事来到病房向我们致谢时，我向她赠送这件书法时，我没有想到喜多夫人一下跪了下去，我们把她扶起，她通过筒井翻译告诉我们说，喜多先生得到中国人民的谅解，她一定把这个书法作为喜多家的传家宝带回日本加以珍藏。

    一转身之后翻译筒井先生向我提出要求，他也很喜欢中国书法，也很想得到一张许先生的书法，他讲他经常来中国，有机会再来重庆。

    我不失言，一个月内就为他写求来了这幅字，可是再也没有筒井的消息。我曾经去过日本，人海茫茫，时间又短也不可能找到筒井，但也不可能践约……我一直想哪天筒井又来了。

    二战以后，德国总理到波兰可以真诚悔罪，到烈士纪念碑前跪拜忏悔代表的是国家，没有人瞧不起这个总理，反而感到德国悔罪真诚；日本当年田中首相向周总理表示对二战日本对中国的伤害忏悔时，周总理大度地讲过去就过去了……

    八年抗战，死了几千万人，一个悔罪的老兵喜多正哉，他走了，高兴地走了，没有任何包袱地走了。

    人是要讲诚信的，你答应了什么就要去做；但你做了错事抵赖是没有用的。为了少犯错、记住错，最好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方式认错、改正。

    筒井先生，你在哪里，我在网上把这幅书法发表出来也算寄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