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金融问题（图）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谈话，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新华社发

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金融问题，把货币政策作为“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把“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作为“我党的重要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3页)，在开展“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的同时，大力开展“经济的竞赛”，“努力于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4页)。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政府成功地运用毛泽东的货币金融思想，摆脱了国民党和日寇的金融掠夺，摧毁了旧的封建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货币金融体系，使边区成了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示范区”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试验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和解放事业。

独立自主是重要前提

银行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也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经验表明，在夺取政权、建立政权之时，就必须夺取银行、建立银行，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经验教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假若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从巴黎公社的失败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认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而对于外国资本的进入，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银行、投资和放款，他则认为，这“不仅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不久，边区政府就在充分吸取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银行、利用银行的思想基础上，突破合作协议中国民党不同意边区设立银行、发行货币的局限，相机行事地建立了边区银行，牢牢把握“边区金融问题的中心就是边币问题”这一核心，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之间的特殊关系。当货币兑换出现问题时，边区毫不犹豫地发行辅币——光华券；当国民党停发军饷时，党中央授权边区银行发行主币——边币，断然决定停用法币，切断与法币的联系，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保护边区经济的安全稳定，使边区人民免受法币贬值的损失。边区党政军多次发出训令、快邮代电、火急密电等，一再重申“畅流边钞、禁用法币”的政策，使边币牢固地占领了边区市场，也扭转了边区金融工作的被动局面，摆脱了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金融控制，保障了边区经济工作的金融安全，赢得了边、法币斗争的主动权，达到了以经济上独立自主支持政治上独立自主的目的。

经济发展是重要基础

一般来说，两个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发生经济联系时，经济力量较弱的一方需要从经济实力较强的一方输入必需品，如前者的输出抵补不了输入，则前者对后者存在着经济上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既表现为经济实力强的区域流通的货币在经济实力弱的区域内流通，又表现为经济实力弱的区域必须从经济实力强的区域输入商品。

延安时期，针对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并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重申“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并明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认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同时，还批评一些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892页)。这些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货币的发行应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

为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边区政府采取减租减息、发放贷款、开源节流、精兵简政等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推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据统计，从1940年到1944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1400万亩，产粮200万石，较1938年年均增加50%。到1945年，农业上实现了“耕三余一”和“耕二余一”；工业上，产品从半自给走上了全自给的道路；商业上也出现了日益繁荣的景象。大生产运动的巨大成果，解决了边区“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的问题(《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使边区掌握了足够的物资，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现象，为边币币值稳步提高，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44年，边币发行增加2倍多，但物价上涨只有1倍多，边币又进入到相对的稳定时期。

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货币金融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要保持汇率的稳定，纸币发行要有准备金，要有适当的贸易政策作后盾，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37页)，“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银行币稳定”(《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因此，边区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结合边区实际，灵活机动地开展金融工作。当边区物资缺乏时，物价上涨，就适当地降低边、法币比价，使法币升值，便利物资进口，物资进来后，物价跌落，又适当地提升边、法币比价；当边区不缺乏物资时，就适当地提升边、法币比价，使法币贬值，择机扩大边币的流通范围，促进边区金融稳定、边币稳定。但是，作为交换媒介，法币有优于边币的地方，边币是“短腿”，法币是“长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金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页)，法币不但是国统区的法定货币，而且还占有边区65%的市场。政策上，边币要独占边区市场而成为边区境内唯一合法的流通工具，但事实上，边区受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不足的影响，又不能完全排除法币，并在对外贸易上将边、法币联系起来，形成了特殊的边、法币同时流通状态和复杂的边、法币关系。

边币发行初期，特别是光华券辅币发行时期，边、法币的比价基本固定在1：1，物价基本稳定，与国统区物价相应变化。1941年2月，边区银行币主币发行，边、法币的比价和边区的物价就逐步发生变化，不久就出现金融动荡和通货膨胀。1941年5月，边区第一次出现金融大波动，延安物价指数甚至一度超过重庆，造成边、法币比价下跌，达到2：1。为支持抗战、支持财政、支持经济发展，边区仍旧加速边币发行。从1941年2月到1944年6月，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里，边币就增发787倍，延安物价同期上升817倍(高强：《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边、法币比价由1941年2月的1：1跌至1944年2月的11：1，结果造成边区物价飞涨，法币大量外流，边币迅速贬值。

面对因边、法币独特复杂的货币关系而产生的颇为奇特的经济现象与金融动荡，一些经济方面的专家存在严重的金融本位主义、货币保守主义倾向，脱离实际而又无法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他还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还没有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第813页)。当时主持边区财政金融工作的陈云认为分属于两个不同经济体系的两个不同货币体系的边、法币之间的货币关系是“七分服从，三分独立”(《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页)的关系，在战时经济下，货币对物品的购买力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法币的涨跌必然会引起边区外物价的涨跌。这就是说，货币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金融稳定只能稳定在比价上，而不能稳定在物价上，如果想通过给边币升值的办法来维持边区内物价的稳定，就会“打了我们自己库里的法币”(陈云：《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日)。因此，为了重振边币信心，打击法币，整理金融，做到在扩大发行的同时又不会引起金融和物价的波动，陈云就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以发行商业流通券替代边币，最终使边、法币比价重新稳定在1：1左右，使边区物价重新趋于稳定，取得了边、法币斗争的完全胜利，“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