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29年元旦过后，刚刚起床的长沙成年人忽然发现街道墙壁钉上了“精致”的“行人靠右”的木牌，而中小学生去上学，学校内也钉上了这样的交通告知指示牌，看来公共秩序交通管理，也要从娃娃抓起了。

这则刊发于民国长沙旧报纸上的漫画，讽刺当年长沙街头人车纷纭、人群混乱的场景。图片来源：1929年9月26日《湖南国民日报》。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任大猛，原题为：《民国长沙交通：1929年立“行人靠右”标识（图）》

据日前本报新闻报道，长沙交警启动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春季攻势”，重点整治机动车乱停、乱行、闯禁及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闯灯越线，行人闯灯乱行、翻越道路隔离设施等八类交通违法行为。很显然，这是长沙交通升级换代全面进入“车时代”后的交通管理。

回望八十五年前，那时民国长沙城的交通尚处“步行时代”，纷纷攘攘的人流拥挤堵塞了长沙各处繁华街道，如何人畅其流？那时的交通管理有那时的特色，今天看起来很有趣——

一、步行时代的长沙，遭遇严重的“走路问题”

这得有多嫌弃，才会要呵斥别人一句：“晓得走路不？”

就像今天汽车遍地，一个司机嫌弃另一个讨嫌的司机，会说“晓得开车不”一样。

民国初期的长沙，多数时期处于战乱年代，军阀混战，商业凋敝，长沙人纷纷跑到乡下去“躲兵”，想象得到，那时的长沙街道，除非“不得不”的原因，一般人并不爱逛街。

到1928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国实现名义上的统一。与此同时，长沙也马上进入了蓬蓬勃勃太平时世。

一方面，长沙开始大张旗鼓搞城市建设，修环城马路、修中山路；另一方面商业渐渐发达，外来人口慢慢增多，长沙城也大显其爱时尚、爱娱乐的性格本色，爱热闹、爱逛街的长沙人越来越多。

当年长沙城内的汽车，扳着手指头就能数尽；“步行时代”的长沙，满街都是人，因种种原因，长沙遭遇了严重的“走路问题”。

长沙市政当局，尤其是长沙市公安局(注：当时长沙虽未设市，但不少机构却常以“长沙市”命名)开始提出整治长沙交通秩序、整治市容环境，重中之重则在于解决“走路问题”，也就是要告诉长沙民众，在城市中到底应该怎样走路。

在1929年前后的《湖南国民日报》、长沙《大公报》上，不少文章，谈到长沙人的走路问题，值得一引。长沙《大公报》“社会闲评”专栏，“劲公”就有一篇文章专谈长沙走路问题，他说：

长沙市民对于走路问题，我不敢恭维，实在尚欠研究。一走到市上，那种凌乱无秩序的现象真令人难以形容。

不是这里人力车碰了行人，开口骂娘；就是那边两人对撞了脑袋，互骂一声“瞎了眼”。

走得慢的，骂走得快的去“充军”；走得快的，又骂走得慢的是“死人”。

总而言之，我们无论走到哪条街上，总有“此路不通”之感。

仔细考察长沙市民，何以不会走路，却有下列三种原因：

第一是自命不凡……因此左右磕碰，遍地荆棘。

第二是不肯互让，以为谁让了谁，就示了弱，失了平等的精神，因此动辄相骂，激起无意识的争端。

第三是不知节约时间，闲人麇聚街头，徜徉散步；即有所事事的，也慢条斯理，雍容雅步。路幅本来仄狭，安得不拥挤不通？

其他尚有许多应由警察执行取缔的事情，如空人力车及小贩担子之市街游行，兜揽生意；出殡结婚之旗伞执事，成群结队，皆应有方法取缔，而公安局听之任之，熟视无睹。

总之市街的秩序，固赖于警察的维持，而市民自身走路的修养，尤为重要。因为公共的利益，是要一般民众共同负责的。

现在竞言改造都市，我以为长沙市民若不有走路的训练，将来市街宽度即照中山路再加上一倍，也必定乱七八糟，没有一点整齐严肃的气氛。行的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二、交通整治期间，在繁华街道一顿乱走，小心进班房

1929年元旦过后，刚刚起床的长沙成年人忽然发现街道墙壁钉上了“精致”的“行人靠右”的木牌，而中小学生去上学，学校内也钉上了这样的交通告知指示牌，看来公共秩序交通管理，也要从娃娃抓起了。而精神抖擞的警察，则手挥纸旗，站在繁华街道的街心，指导行人，靠右行走，有序行走……长沙正式进入交通大整治时期，重中之重，就是解决长沙人的“走路问题”。

南门口一直以来就是长沙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也是著名堵点。

在交通大整治前，“宽敞的南门口，交通却异常阻滞，人力车、菜担子横行直撞，行人们非七弯八转，莫想渡过此关。”

1929年元旦期间，南门口竖起了“行人靠右”的标识，最初警察在南门口指挥时，指挥“行人靠右”，而行人乱行依旧，车担在南门口乱撞，南门口依旧拥挤不通。

此时，南门口的警察不再讲客气了，他们挥舞鞭子“赶开停得不得其所的人力车，或赶开站得不得其当的菜担子”。

长沙人中总有些没来由“自命不凡”的少数人，他们“不屑受警察指挥”，“要他向右，他偏要向左”。在1929年初春节期间，即1929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初十)，一个叫冯有舟的市民，他在交通整治期间不听从警察指导“行人靠右”的训诫，且“势将反抗”，最后被岗警带到警察署，“判处拘留示儆”，此事刊发在第二天长沙各家报纸中，引起长沙市民的剧烈反响，人们看到，长沙市公安局整治交通，真的动真格了。

但“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长沙人在街道上自由散漫行走惯了，运动式的交通大整治，在当时看来，似乎一时难于“一针见效”，何况少数长沙人就爱不听招呼“对着搞”。当年的报纸上于是刊载有一些激进读者对整治交通提出的建议，对于“横冲直撞、只顾赚钱”，或“不守规矩，故意乱跑”的少数长沙人，他们提出数种惩罚办法：

一是像现在的新加坡一样，要当街对这些故意违反城市秩序的人实施体罚，“硬请他们吃一餐‘南竹笋子炒肉丝’”；

二是“(少数)长沙人多半是一钱如命，要杜此弊……如果把他们‘圈在肋骨上’的钱，罚它几个，他们一定很伤心地不敢乱跑”；

三是办一班“行人靠右训练讲习所”，对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好好进行思想教育。

三、当年最不守交通规矩的，就是坐黄包车的军人和男女学生

“步行时代”的长沙，最著名的三个堵点，就是八角亭、司门口和南门口。

民国时期八角亭的概念和现在不同，现在人们印象中的八角亭与司门口基本混同。过去的八角亭，主要指的是药王街、走马楼口附近的黄兴路一带。

过去的长沙，没有五一路，更没有五一广场，黄兴路也没拉通，人们从八角亭到中山路去，要走走马楼、南阳街、老照壁三条街道才能到达。

1929年11月9日，在八角亭手执纸旗、维持交通行走秩序的警察余从吉向长沙市公安局汇报称：“八角亭岗位，适当南正街(后称黄兴路)、南阳街(实为走马楼)、白马巷(后并入东牌楼)、药王街四冲之地，车马往来，络绎不绝。普通街车与肩挑走卒类多遵循轨道，而军官包车，以及男女学生，大半不遵行走秩序。不惟不受指导，甚且故意为难。”

1929年，长沙军队虽经何键等人整顿，军纪仍显不严，军警冲突在长沙街头仍不时发生，当年人们称这些人为“丘八”(两字合起来为一“兵”字)，而年轻冲动、明知故犯、成群结队的学生，指挥交通的警察一般也惹不起，他们则被称为“丘九”，意为比“丘八”更厉害。次日刊载此事的《湖南国民日报》编辑即用耸人听闻的标题称《行人不靠左，多由上流社会酿成》(此时长沙行人和行走秩序，已经改成一律“行人靠左”)。

到1934年前后，“步行时代”的长沙城已显得相当有序，在外来参观者的眼中，街头上见到的长沙人“懂礼貌、有修养”。

当年正值新生活运动期间，少年通讯社在长沙采集到这样一则新闻：1934年6月14日傍晚6时10分，邮差毛鹿斌由北向南行经南正街红牌楼，欲往右边坡子街口附近的黄伯川宅投递信件，这时长沙市公安局南一分所警士突然前来抓住邮差，恶语责怪他未按交通规则(“行人靠左”)行走。当晚长沙市邮政局即致函长沙市公安局称：“查提倡新生活运动，行人靠左，在普通一班人，自当遵守，惟本局信差，投送信件，左右皆有，原无一定，且以时间限制，必须迅速，不能在街中逗留，故不能拘守行人靠左之规定，兹据前情，相应函达，即希贵局通饬各署，转饬值岗警士知照，对于本局信差，请予通融，以便公务为荷。”

在这则新闻的开始，该通讯社记者曾写道：“本市通衢大街日见齐整。”

可见当年长沙市民已大体遵守交通规则，邮差一类特种行业稍一违规，即被发现，长沙因行人有序，市面已呈齐整的模样。

值得附带一提的是，采录该新闻的“少年通讯社”为长沙人文强(文浮生)负责。文强是毛泽东的表弟、为共产党早期干部，脱党后曾在长沙办通讯社，后到南京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