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毛泽东接见米高扬为首的苏方代表团
本文上半部已经说过，米高扬中国之行的笔记中，谈及的只是他所掌握材料的一部分，即米高扬在与中共领导人就中共对内外政策、苏中关系方面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的广泛会谈中，与莫斯科方面往来的电报。文章扼要地讲到一些讨论过的问题，很不完整，有一些问题根本就未提及，下面发表的是米高扬与联共（布）领导人往来电文的摘要或全文，按其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过的基本问题加以分类整理。
这些资料表明，在米高扬的笔记和不久前发表的C·T·齐赫文斯基院士的文章中，极为详细地阐述了1949年1月初，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苏中对南京政府在1949年1月8日至9日，请各大国首脑居间谈判中国停止内战一事的态度。米高扬掌握的往来函电，可以补充说明此事的许多闪光点。
美、英、法几国政府和外交代表，为了防止国民党制度的垮台，非常希望停战，姑且不论其它，单说国民党制度一垮台，就必会使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剧增，所以他们接到南京政府的请求后，立即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试探苏方的立场。他们的出发点是，只有四个大国对此问题协调一致，这次行动才会富有成果，当时，我在苏联驻南京使馆任一等秘书，所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大使罗申，直到1月下旬也未接到莫斯科方面对此问题的指令，现在才真相大白，原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在通过信函相互协调看法，致使指令延误发出，在这种情况下，罗申以健康状况不佳为借口，回避了1949年1月8日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的会晤，美国外交部长本打算在会晤中向他及三国大使面交南京政府的正式请求，后来罗申又以同一借口回避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倡议的同这几位大使的会商。
从莫斯科与西柏坡之间就这一问题往来函电的资料中看出，苏联和中共就南京政府的请求一事，于1949年1月14日最终互换电文取得一致态度。根据商定的情况，苏联外交部长于1949年1月17日，向中国政府驻苏大使转达了苏联方面的回答。
然而，西方大国捷足先登，赶在莫斯科之前答复了南京方面。1949年1月13日，司徒雷登受国务院的委托，向南京政府转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特别提到：“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后来发表的外交通信，其中收录有司徒雷登从中国拍发给国务院的电报，它发明司徒雷登确信苏联方面不会同意参与调停。
无论是莫斯科，还是我们驻南京的大使馆，对美国如此迅速、消极的反应，都感到非常惊异。因为有许多重要的理由说明，南京政府关于调停的建议，是得到美国政府代表们认可的，故而莫斯科方面产生了疑惑。这似乎由于有人泄露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函电而造成的，在2月3日的会谈中，米高扬向毛泽东谈到这件事，当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他记及旧事时说，当时，斯大林在1月10日的电报中，就针对南京政府的请求说，对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交换意见之事，必须严格保密。
米高扬对毛泽东及他的同事说：“我们知道，英国、美国、法国同意在国共之间调停，后来，这些大国不知如何探悉苏中反对外国调停，他们不愿丢面子，就改变了态度，拒绝出面调停，因此必须认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会把情况传到美国那里。”米高扬将此次会谈电告莫斯科：“毛泽东全然否认这种可能，他说，因为这些重大的问题，特别是与莫斯科的往来信函，一般只有在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一位翻译师暂及杰列宾同志知晓。
上述诸人都十分可靠，他相信他们，说到已发生的事情，他宣称，英美人士早在得知我们的态度之前，就公开报道说，苏中将反对调停，我答道—米高扬强调：这在当时仅仅是他们的推测，然而，西方大国是在得到有关我们态度的确切消息后，才急于拒绝进行调停的。毛泽东反复说，不排除（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应是“不存在”）中共人士泄密的可能性。”
米高扬与周恩来和朱德会谈时，讨论过苏联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问题。2月1日，鉴于苏联大使移驻广州，周恩来请求说明这次行动的理由。顺便交代一句，在1949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通知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使馆，1月21日中国政府将从南京迁移广州，并建议他们同样前往。各国外交代表机构的使节中，只有苏联大使遵从了这一建议。苏联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随大使一起前往广州，外交部的小部分工作人员和苏联一些其他的机构，一直驻留南京，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现发表该文的作者，就是外交部驻留人员之一。其他国家的外交机构和他们的大使，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留驻南京，继续执行例行的公务。由司徒雷登任大使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为数众多，机构最为庞大。他本人一直到1949年8月才离开南京。考虑到外交使团在南京的活动，特别是美国外交人员—国民党政府的最主要盟友的活动，虽然莫斯科对中共方面的倾向性到就尽人皆知，但苏联大使率使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前往广州，看起来像是莫斯科方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种极为关切的表示。外国外交官们和中国地方当局亟欲摸清此举的用意，他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想和推测。我们苏联外交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按公认的国际惯例，一个外国使馆应设在派驻国政府所在地，我们明白，这一回答听起来很难令人信服，但我们应依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
大概，米高扬也是这样答复周恩来的。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谈及与周恩来就此问题的谈话时写道：“我解释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
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期的军事和军政活动计划问题，在会谈中占据了主要位置。
毛泽东在1月30日同米高扬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就提出：“为了确保在南京和上海地区的胜利，需把精锐的林彪部队从北平派往南部和西部以遏制国民党，使后者不能调援兵到南京、上海一带。北京周围情况复杂，要在此安营固守，需要时间。”
在那次会谈中，毛泽东还着重指出：“共产党人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制定计划。我们准备在稍事修整和准备之后，攻占这些城市（指南京和上海—米高扬），北平事件如能和平解决，定会压缩这些部队修整和备战的时间，之所以需要时间不仅仅是为了修整，而且是为了：
（1）争取和教育近期编入人民解放军的几万名国民党俘虏；
（2）整顿后勤机关，恢复被破坏的为前线服务的铁路给养线；
（3）生产、积攒枪炮弹药。因为储备已经不多，所留武器弹药的制式不同，有美式、日式、捷克式和苏式，生产过程因之复杂化；
（4）培训上海和南京地区的行政干部。因不能完全指望当地的干部；
（5）筹建上海和南京的经管机关也还要时间，那里粮食紧缺，需要储备。我们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制货币……。”
据上述情况判断，林彪在东北的军队从苏联指挥部得到的武器不仅有缴获的日式武器，同时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和苏制的武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愿外界知道这一点。在1949年2月5日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当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之后，林彪部队进入北平之时，他们所使用的苏制武器全部被上缴，并以美式准备取而代之。”毛泽东又说：“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会谈中，曾屡次提及前几年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新阶段军事行动期间，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作用和形式问题。2月4日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时，这个问题得以从总体上概括。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米高扬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谈及此次会谈内容时写道：“毛泽东强调，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了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援助。为此，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布）表示衷心的感谢。毛泽东继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请求苏联方面援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假使苏联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罗荣桓动身赴莫斯科之前问我，他们应如何向苏方提出援助问题。
我对他说，不应把你们的处境说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你们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东北适当的援助。
从1949年起，林彪就经常向莫斯科询问有关援助的各项事宜，毛泽东说，我已经指示高岗，苏方给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将来一定付款，某些物资的不足，可以从国民党占领区弄到，中国的同志应该合理利用苏联援助。毛泽东着重指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很难取得目前的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自力更生。毛泽东说，但事实又的确不能否定，即占苏援四分之一的贵国对东北的军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 》， 作者：安·列多夫斯基， 李玉贞译
